〔虚构场景〕 无名弩手走出里门那天，天还没亮。他背上那卷东西是他母亲用麻布裹的：两件夏衣、一小袋炒过的粟、一双新麻鞋。鞋底纳得很密，大概纳到了后半夜。
里典只嘱咐了一句：走快些，跟着前面的人。
没有人告诉他去哪里，也没有人告诉他有多远。
公元前 223 年前后，黑夫和惊从淮阳前线往家里写信。他们要的是钱和夏衣。但从这封信能反推出一件事：这两个人是走着去前线的。
而从他们家到淮阳这一段路，史书里几乎没有记载。
关于征兵的条文很多——年龄、财产、名册、期限、免役、逃役的刑罚。关于「一个人怎么从家门口走到军营」的记载却少得不成比例。这不是因为行军不重要，恰恰相反：行军太日常了，日常到不值得写。 制度写在纸上，路踩在脚下，而踩路的人一般情况下不识字。
所以这一章要拼的东西，散在律条的一个角落、木牍的一句话、日记的一页里。它们拼出来的，是一个小兵一生中身体最累、死得最多、却最少被讲述的那一段。
一、开拔
从「名字被写进册子」到「走出城门」，中间还有几道手续。
秦汉的制度靠券。岳麓秦简《徭律》：「岁兴繇（徭）徒，人为三尺券一，书其厚焉。即发繇（徭），乡啬夫必身与，典以券行之。」——每次征发，每人一份三尺长的券书，乡啬夫必须亲自到场，和里典一起凭券发放。睡虎地《徭律》里还有一条很有人情味的例外：「繇（徭）发，亲父母、泰父母、妻子死，遣归葬」——出发前家里死了父母或妻子，放你回去办丧事。
出发时要带什么，条文没说，但黑夫的家书说了：衣服要家里寄，钱要家里寄。 秦的戍卒自备衣物钱粮，这不是个例，是常态。
明代的程序最重，也最狠。军户里出了一名正军，要赴卫所服役，叫起解。起解不是一个人走——制度规定「拘妻佥解」，把妻子一并押解过去。军装和盘缠由本户自备，或由宗族、贴户帮贴；隆庆五年规定，州县清出的应解之军，由本户或本里按丁粮帮贴军装盘费。
押解的人叫长解。州县要「选精壮亲丁」充当，批文里写明押解人和军丁的相貌年甲——防的就是半路换人。长解的责任重得不合比例：纵容违限半年以上依律问罪，一年以上，长解自己发附近充军。
一个明代的普通农户，接到一纸文书，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筹钱，第二件事是带上妻子，第三件事是找一个愿意为他作保的邻居。然后出发。
罗马人在出发前要宣誓。sacramentum 是一次效忠的誓约，从共和国到帝国，形式改过，但「先宣誓、后行军」的次序没变。
拿破仑时代的应征者先到 dépôt——征兵站报到集中，再分配到具体的团。从家到征兵站这一段，制度不管：自己走过去。
到一战，这一段的形态彻底变了。人先集中到铁路装车点，然后由列车送走。从 1914 年起，「开拔」这件事第一次主要发生在铁轨上，而不是路上。
二、走哪条路
中国最早的大规模道路系统，通常追溯到秦的驰道。《汉书·贾山传》里贾山借秦讽汉，把驰道的规格记得很清楚：
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五十步宽，三丈一棵树，路基用铁椎夯筑。
但有一条要留个心：驰道是天子御道，不是给戍卒走的。 拿它当「秦朝高速公路」来想象小兵的行军，是把两种路混为一谈。真正承载日常军事运输的，是亭、驿、置这一套传舍系统——它更窄、更实用，也更少被写进文学作品。
罗马人修的是 viae militares。阿庇亚大道始于公元前 312 年，从罗马通往卡普阿，后来一路延长到布林迪西。罗马道路网的总里程常见说法在八万公里上下，但这个数字的统计口径差异很大——算不算支线、算不算土路，结果能差好几倍。
明代这条路走得最远，而且是制度故意让它远的。明制防军逃逸，采南北互调：「南人改北，北人改南」。北方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的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南方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的人起解北方极边。而且——同一县的军丁不许佥派同一卫所，怕的就是同乡聚在一起生事。
结果是：卫所距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嘉靖《商城县志》里，一个 26 里的县，1521 名军户散在五个都司、一百多个卫所。
制度为了防逃亡，把路程拉到了极限。而路程本身，正是逃亡和死亡的主要来源。 这是明代军制里一个绕不出去的循环。
拿破仑在 1805 年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8 月 28 到 29 日，他把布洛涅营地的约二十万人调往中欧，为的是赶在奥地利完成动员之前抵达。他让各军走三条不同的路线，纵队散布在约两百公里的正面上——不是为了走快，是为了藏住真正的集结地。
到 1914 年，路线不再是地图上的线，而是时刻表上的一格。德国在西线的集中运输动用了 13 条相互独立的双轨铁路，8 月 7 日到 16 日的集中运输把约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人、六十万匹马运过莱茵河。规划这套系统的人叫格勒纳（Wilhelm Groener），他要把「每一段线路的容量」和「最小速度」掂量到极限——因为整个施利芬计划的前提是：列车能连续十五到二十五天，保持同一个速度跑下去。
铁路把「路」从地理问题变成了时刻表问题。
三、一天走多少
这是全章数字最具体、也最容易误用的一节。
罗马的经典数字来自韦格蒂乌斯（Vegetius）的《罗马军制》（Epitoma rei militaris）：新兵在「军事步」（militari gradu）下，夏季五小时内走二十罗马里；换成「全步」（plenus gradus），同样时间走二十四罗马里。
罗马里约合 1.48 公里，二十罗马里就是约 29.6 公里。而「夏季五小时」不是五个钟头——罗马的「小时」是一天白昼的十二分之一，夏季的一小时比冬季长得多，五个夏季小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六小时四十分。换算下来，军事步大约 2.85 英里/小时，全步约 3.4 英里/小时。
但研究者提醒：这是训练标准，不是持续行军速度。 从凯撒、萨卢斯特等人记载的实际行军反推，真实的日行军速度大约只有每小时 3 到 4.5 公里。韦格蒂乌斯写的是一支军队应该达到的样子。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军队给出了另一种参照。1805 年那次从布洛涅到莱茵的行军，不同的记载给出的数字从每天 15 公里到 30 公里都有；最细的分列统计（按军分别计算）聚在每天 15 到 18 公里，而按总里程和总天数算，则接近每天 24 公里。同一场行军，两种算法，差着一半。
一战给出了这个数字的上限。1914 年 8 月的马恩河撤退中，超过一百万人以**每天二十英里（约 32 公里）**的速度行进，背着约六十磅的装备，气温在 30°C 以上，食物经常短缺，休息只有很短的一段。
这是「行军速度」这一栏里最极端的一格，而它是战败方在退却时完成的。
〔虚构〕 走到第三天，无名弩手那双新纳的麻鞋磨穿了底。他把鞋脱下来系在腰上——鞋要留着，到营里再穿。剩下的路，他光着脚走。
四、背上背什么
韦格蒂乌斯记载，新兵要练的负重是六十罗马磅（约 19.6 公斤）——注意，这还不包括衣服和武器。
罗马士兵背着装备走的形象，来自一个绰号：「马略的骡子」（muli Mariani）。普鲁塔克在《马略传》里记下，马略让士兵用一根带叉的木棒（furca）把行囊（sarcinae）扛在肩上，以减少辎重队。士兵于是被戏称为骡子。
那么这一整套到底多重？现代学者的估算分散得很：
- 常见说法在 30 到 45 公斤之间，被引用最多的是约 36.5 公斤；
- Roth（1999）给出的高值是不含口粮 40 到 45 公斤；
- 单是武器一项，不同学者的估算从 18 公斤到 28 公斤不等。
按罗马成年男性平均体重约 66 公斤估算，这副担子约为体重的 56%。走完一天，还要筑营。
一战英国步兵的负重有一份官方底账，反而比罗马清楚得多。1911 年英国下院记录里的数字是：战时单兵总负重 59 磅 11 盎司——同期的德国士兵是 59 磅 10 盎司，法国士兵 58 磅。1914 年的装备表里，「行军装」（Marching Order，含 150 发弹药）是 57 磅 2½ 盎司，「战斗装」是 49 磅 2 盎司。
然后它一路变沉：1916 年索姆河攻势，英国官方战史估计战斗装为 66 磅；到 1917 至 1918 年，有的估算高到 80 磅；大衣被雨浸透时，112 到 114 磅。
当时的报告用词是：这副「不可能且笨重的负担」妨碍了士兵的行动、削弱了他的耐力。
行军从来不是「带够东西」的问题，而是「带多少才不至于走不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时代都答错了，且方向一致地偏向「多带」。
五、路上吃什么
行军把一个每天都要做的事——吃饭——搬到了一个没有厨房的地方。
汉代戍卒的定量，在居延汉简里留下了成批的记录。最常见的规格是每月「三石三斗三升少」，「少」注明是小石。汉代大石与小石之比为六比十；研究者据此折算，两汉之际河西戍卒的月食粟量约合三小石粟，即约一点九大石粟。按一年的口径算，约四十小石（未脱壳谷物），折合二十四大石（脱壳米），约 2880 汉斤。
作为对照，《汉书·食货志》里提到的一般标准是「食，人月一石半」。河西戍卒的口粮明显高于这个数——研究者给的解释包括河西较殷富、西汉政策在此未充分实施、以及边地谷币的聚积。
罗马士兵的配给叫 frumentum，主要是小麦。发下来的多半是原粮：士兵要自己磨、自己和面、自己烤成饼。军队把加工环节外包给了士兵的双手，这也是一种负重。
拿破仑时代的供应链有两个支点：一是随军的辎重（面包车、饼干），二是就地征发（réquisition）。前者在 1805 年那种短促、快速的战局里管用；到 1812 年的俄国就崩了——因为可征发的东西在撤退路上已经被烧掉了。
1914 年英军在马恩河撤退中的记录是「经常缺粮」。这一年的行军，很多士兵的最后一顿热食是在出发前吃的。
六、队伍里还有谁
「行军」这个词容易让人想象成一队士兵。实际上，跟在路上的人远不止士兵。
明代起解的军丁带着妻子。制度写得很细：如果军丁中途病故，押解人必须向所在官司报告、由官府出面掩埋，然后发给文引，把妻小送回原籍，再从原籍另选壮丁解补。这条规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件事经常发生。
罗马军团走到哪里，随军的商贩、工匠、奴隶和家眷就跟到哪里。到帝国时期，军团驻地周围长出 canabae——依附军营形成的聚落，本质上就是随军人员定居下来的结果。共和时期的罗马对随军人员有过更严格的态度，但人总是在那里。
拿破仑的大军团里，随军妇女、小贩、仆役是军队的一部分。1812 年撤退时，莫斯科带出来的辎重车队里就混着大量非战斗人员——拿破仑最后下令烧掉多余的车辆，烧不掉的，是这些人。
而到了二十世纪，这条路突然变干净了。 一战的征兵和运输把随军平民挤出了行军纵队：军队变得巨大、纯粹、由男性构成，由时刻表调度。
这不一定更好。只是从某一年起，「行军」这个词的含义被收窄了——它原本描述的是一大群人搬家，后来才被理解成一支部队在移动。
七、跟不上的人
行军最残酷的一节在这里：掉队的人、逃跑的人、以及死在路上的人，数量远大于战死的人。
掉队。 1812 年的俄法战争给出了最清晰的一个断面。11 月 17 日军队经过奥尔沙（Orsha）之后，能战斗的建制部队只剩约 25,000 到 30,000 人，而跟在后面的掉队者大约有 40,000 人——掉队的人比还能打仗的人多。
哥萨克的战术就建立在这上面：他们避开成建制的部队（见到带炮的队伍基本绕着走），专门截杀掉队者和小股部队，抢辎重车队。有记载形容近卫军穿过哥萨克时「像一艘百炮战舰穿过渔船队」——反过来，落单的人就是渔船的目标。
逃亡和逾期。 秦汉的法律在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技术细节：戍卒在抵达戍地之前的失期或逃亡，依《徭律》《戍律》处置，而不是依军法处置。
岳麓秦简《戍律》规定的分级是：失期一日到十日，赀二甲；过十日，赎耐；过三月，耐为隶臣。 睡虎地《徭律》另有「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兴律》401 号简规定乏徭的罚则是「貲日廿二钱」。
而且律条的惩罚对象是分开的：凡以「兴」开头的律条，罚的是官吏；以「乏」开头的律条，罚的是被征发的人。这是一套权责清楚的分层设计——和第一章讲过的「失期，法皆斩」的印象，是两种法律文化。
至于为什么「路上归徭律管、到了才归军法管」，学者指出这和戍卒在路上的身份有关：他还没入军籍。这一点，是理解陈胜吴广那句「失期，法皆斩」的关键之一。
明代的逃亡规模，在数字上最触目。 常见引用的数字是：洪武三年（1370）逃军已有 47,900 余人；到正统三年（1438），增至一百二十余万——接近当时军队编制总额的一半。
这个数字大到需要谨慎对待，但它的方向和结构是一致清楚的：卫所的账面编制在大面积空掉，而制度用来补洞的唯一办法，是把缺口一直追回原籍（第一章讲过的「勾军」）。而勾补的新人，走的还是那条从原籍到极边卫所的七八千里的路。
于是链子闭合了：逃亡—勾补—再逃亡。 明代的行军之痛，不是某一次行军出了错，而是这个循环本身在运转。
罗马的极刑是十一抽杀律（decimatio）——把犯错的队伍按十人一组抽签，杀掉抽中的人，余者改吃大麦、在营外扎营。它通常被写成罗马军法的象征。
但它在历史上极其罕见。 据近年研究（Michael J. Taylor《Decimatio: Myth, Discipline, and Death in the Roman Republic》，载 Antichthon 2022），可靠的实例只有大约十一例，其中五例集中在共和国晚期。第一次证据确凿的，是公元前 72 年克拉苏在斯巴达克斯战争中执行的：一支约五百人的队伍溃逃，被抽杀约五十人。阿庇安说克拉苏抽杀了两个军团甚至全军，被研究者视为夸大。
凯撒经常被安上这个罪名，但这是讹传。 有记载说他公元前 49 年只对一百二十名哗变领头者中的十分之一动了手；而在后来的几次哗变里，士兵甚至主动要求抽杀以免被解散，凯撒一贯拒绝。公元 69 年之后，这一刑基本不再使用；东罗马皇帝莫里斯的《战略》（Strategikon）里明确禁止了它。
Taylor 的结论很直白：抽杀「既残酷又武断，作为实际的军事纪律工具，彻底失败了」。
到二十世纪，追不上队伍的人变成了一个行政数字。 1942 年 7 月 28 日，苏联发布国防人民委员部第 227 号命令，要求组建拦阻队（заградотряд）和惩戒营、惩戒连。惩戒营每营最多 800 人，惩戒连每连 150 到 200 人；拦阻队每个集团军组建 3 到 5 个，每队不超过 200 人。
顿河方面军有一份 1942 年 8 月 1 日到 10 月 1 日的统计：拦阻队共拦截官兵 36,109 人，其中送回部队或转运站 32,993 人，送惩戒连 1,056 人，送惩戒营 33 人，逮捕 736 人，枪决 433 人。
被拦住的人里，绝大多数被送了回去。枪决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点五。 这套制度在档案上的样子，和它在流传中的样子，差得很远。
〔虚构〕 无名弩手数过：早上出发时，他前面有四十三个人；晚上扎营，只剩三十一个。他没有数自己。
八、为什么还跟着走
如果只有鞭子，这个故事又太简单了。和第一章一样，几乎每个时代都给「跟着走」准备了理由，而且这些理由经常是真的。
第一是同伍的人。 罗马军团的 contubernium 是八个人一顶帐篷、一口锅、一头骡子的最小单位。八个人朝夕在一起，走的是同一条路，吃的是同一锅饭。逃跑意味着把这八个人一起扔下。
但「同乡同伍」并不是普世的。 明代偏偏反着做：同一县的军丁不许佥派同一卫所。这条规定本身就是一份证据——制度知道同乡聚在一起会干什么，所以提前把它拆开。
第二是钱和物。 罗马辅助军服役二十五年后可以拿到罗马公民权（第一章讲过这笔账）。拿破仑的行军途中，战利品是明说的动力之一——1812 年从莫斯科撤退时，士兵宁可挨冻也不肯扔掉抢来的东西，拿破仑烧车示众也没用。一个人愿意为了一件抢来的东西冒死的风险，这说明他在算账，而且算得过来。
第三是纪律，但纪律的含义要拆开。 苏联的拦阻队是一个极端例子：绝大多数被拦住的人被送回了部队。这个数字说明，拦阻队的主要功能可能不是杀人，而是把人从「逃离的那一刻」重新拉回队伍里——它处理的不是逃跑的结果，而是逃跑的瞬间。
第四是家还在后面。 明代的长解制度里，妻子是被一起押解走的；而如果军丁中途病故，制度要把妻小送回原籍。这意味着一个军户在路上做的每一步选择，都同时是妻子和孩子的处境。这是最不浪漫、也最有效的一种纪律。
九、他们自己怎么说
Jakob Walter，德国石匠，1806 年十八岁被征入拿破仑的大军团。他在 1812 年的俄国行军中活了下来，留下的日记里写着行军的具体质感：怎么找吃的、怎么在雪地里丢掉装备、怎么看着同伴死掉。这部日记被公认为那个时期唯一由普通征召兵亲笔写成的回忆录。这一章里关于 1812 年的很多细节，只有他这类材料才能提供。
Caulaincourt，卡奥尔库尔将军，拿破仑的侍从武官，他的回忆录留下了另一侧的画面：皇帝在撤退中下令焚毁自己的马车和文件以立威，以及这条命令怎样被下面的军官打了折扣。同一场行军，士兵和将军记下的不是同一件事。
Vindolanda 木牍，不列颠，公元一到二世纪。士兵 Chrauttius 写给老同袍 Veldeius，开头称「亲爱的兄弟」，信里要的是袜子、内裤、啤酒。行军的文献里，这一类东西最少，也最接近生活本身。
黑夫和惊，秦，约公元前 223 年：
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
1914 年的英军士兵留下的是另一种记录：约六十磅的装备、三十度以上的气温、每天二十英里、缺粮。这些不是回忆录，很多是当时的信和日记。
中国远征军的周廷喜、杨根有，在未寄出的家书里写：「前方米粮变贵，薪饷只够伙食。」
这一节最该注意的，仍然是缺什么样的人。 行军的第一人称材料，比战斗的还少。原因不难想：一个人在最累的时候，最不会写字。 能留下记录的行军，通常是活着走完的那一次。
十、六处「课本没说对」
一、「十一抽杀律」不是罗马军法的常态
它最出名，但可靠实例只有约十一例，且集中在共和国晚期到公元 69 年之间。凯撒那一条是讹传。把它当作罗马维持纪律的常规手段，是把它从「极端的例外」误读成了「制度」。
二、「罗马士兵负重六十磅」——两个「六十磅」被混成了一个
这是本章最容易出错的一处。
韦格蒂乌斯的六十罗马磅约合 19.6 公斤，说的是训练负重，且不包括衣物和武器。
而现代学者估算的罗马士兵总负重——武器、衣物、个人装备、工具、口粮加在一起——普遍在 30 到 45 公斤，最常被引用的数字约 36.5 公斤。
两个数字单位不同、口径不同、来源不同，却在流传中被合并成了一个「60 磅」。 引用时若只说「六十磅」，等于把罗马兵和一战英军的负重（59 磅 11 盎司）说成一样——这纯属巧合。
三、韦格蒂乌斯的行军速度是训练标准，不是实际速度
二十罗马里/五夏季小时这个数字，是一套训练目标。从凯撒等人的实际战记反推，真实行军速度约为每小时 3 到 4.5 公里。拿训练标准当历史事实，会得出「罗马军团每天走 30 公里」的结论——这既高估了常态，也低估了那次 1805 年法军每天 24 公里的意义。
四、拿破仑 1812 年「只有十万人回来」——取决于你数什么
常见说法是：约六十万人越境，只有约十万人回来。更精细的版本是：615,000 人出发，110,000 名冻伤、半饥饿的幸存者回来；或 612,000 名战斗人员进入俄国，112,000 人回到边境。
但另有口径给出低得多的数字：约 18,000 到 22,000 人在 1812 年 12 月重新渡过涅曼河，加上在麦克唐纳、雷尼耶、施瓦岑贝格各军中幸存的约 55,000 人。按这一口径，俄国的死亡人数约二十五万。
差异的来源不是谁算错了，而是**「回来」的定义不同**：只算撤退时渡过涅曼河的，还是包括从其他路线回到己方控制区的、以及在各分遣军中幸存的？另有约十三万人被俘，其中很多死于囚禁。
这类数字的诚实写法，是把口径一起写出来。
五、「1914 年德国动员用了一万一千列火车」——两个数字说的是两件事
一个说法是：德国的战争计划基于一份十六天的动员时刻表，需要 11,000 列军列。
另一个说法是：1914 年 7 月 23 日到 8 月 8 日这一周多的时间里，有 11,100 列火车在德国境内穿行，运送三百一十二万名乘客——其中包括运兵车，也包括返回的旅游列车。
这两个「一万一千」不是一回事，统计的时间窗和对象都不同。 作为量级参照，1870 年普法战争时德国动用了 1,300 列列车，运送 548,000 人和 157,300 匹马。
六、减员最多的不是战斗——但这一点很难在故事里写出来
行军的减员，主要来自饿、冻、病、累和掉队，而不是厮杀。1812 年的俄法战争是最清楚的样本：军队不是在会战里瓦解的，是在路上一点一点散掉的——经过奥尔沙时，能打的建制部队只剩两万五到三万人，后面跟着四万掉队者。
但这一条很难写成故事，因为它没有画面。有画面的是会战、是冲锋、是死守；「一个士兵因为脚上起泡、三天没吃东西而落在后面，然后没有人再见过他」——这件事无法被画进任何一幅战争画里。
所以它被反复地省略掉，然后被反复地重新发现。 十九世纪的军队已经知道要把卫生和补给写进操典；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里，各国都把「保持行军能力」当成正经的军事医学问题来研究。这不是新知识，只是每次都容易被忘掉。
一个士兵最可能死的方式，是没有人会为他写故事的那一种。
尾声
回到那个走在路上的人。
按秦制推算，「无名弩手」出发时十七岁，背着一卷麻布，跟着前面的人走。他没有留下行进路线，没有留下里程，也没有留下任何一句关于那几天的记录。
我们只能从律条的缝隙里推：他带的衣服可能不够，因为黑夫的家书就在要衣服；他可能被记在某个乡啬夫的券书上，因为岳麓秦简要求每一次征发都有凭券；如果他路上出了事，负责的官吏会受罚，因为「兴」开头的律条罚的是官吏。
但具体到他本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两千多年里，这段路换过很多名字：戍、行戍、起解、行军、dispatch、march。工具从脚板换成骡马，从骡马换成铁路，从铁路换成卡车和运输机。
但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还有多远。
而这个问题，没有一次是被写在文书上的。
本章来源
秦汉：《岳麓秦简（肆）》徭律、戍律；岳麓秦简《亡律》；睡虎地秦墓竹简《徭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兴律（401、414+415 号简）、徭律；居延汉简戍卒口粮簿册；《汉书·贾山传》《汉书·食货志》；陈伟《论岳麓秦简法律文献的史料价值》、陈伟《岳麓书院秦简〈徭律〉的几个问题》（《文物》2014 年第 9 期）；孙兆华《居延简所见两汉之际河西地区戍卒人员月食粟量》（《九江学院学报》2022 年第 1 期） 明：《大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五；《明史·兵志》；王世贞论军户；嘉靖《商城县志》；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彭勇《明代州县军户制度》 罗马：Vegetius《Epitoma rei militaris》I.19；普鲁塔克《马略传》13；波利比乌斯《历史》；Michael J. Taylor, Decimatio: Myth, Discipline, and Death in the Roman Republic, Antichthon 56 (2022)；J. Roth, The Logistics of the Roman Army at War (1999)；Junkelmann、Fuentes、Birley 各家负重估算 拿破仑：1805 年布洛涅—莱茵行军史料；Jakob Walter 日记；Caulaincourt 回忆录；Wilkin 编《Lettres de grognards》 一战：1911 年英国下院《Weights Carried by Infantrymen》记录；英国官方战史（索姆河 1916）；NZHistory《Railways in the First World War》；格勒纳（Groener）动员运输计划相关研究 二战：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第 227 号命令（1942.7.28）、第 349 号命令（1944.10.29）；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历史杂志》关于拦阻队的档案研究 罗马行省与不列颠：Vindolanda 木牍 民国：四川铜梁周洪发家书、安徽青阳县档案馆藏川军第 145 师未寄出家书